| 番茄作为一种蔬菜在中国得到推广种植是很晚的事情，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番茄大约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并向若干地区传播，不过种植并不普遍，或作观赏或作药用，叫名也比较统一，即“六月柿”或“番柿”，其中“番柿”在传播过程中已产生了“西番柿”、“番柿子”、“西番柿子”、“西方柿”、“西梵柿”等不同的变体。目前所知最早记录这一外来物种的是明郭子章万历年间巡抚贵州时所作的《六月柿》诗及小序。19世纪中期，浙江出现了“洋柿”的叫法。 |
| “番茄”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元王祯《王祯农书》，但指的是茄子的一个品种，跟西红柿无关。首次明确用“西红柿”指“tomato”的是张德彝的《航海述奇》（1868），而指“tomato”的“番茄”一词则首次出现于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1876），两者相距还不到10年，因此可以说它们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新词，只不过地域不同，一个在京畿地区，一个在上海地区。此外，尽管“番茄”一词产生于上海地区，但仍属共同语的范畴，而非方言词。 |
| 在现代汉语中，“番茄”为书面语，优势词形除了“番茄”还有“西红柿”和“洋柿(子)”，“蕃茄”为异体字写法，草字头的“蕃茄”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华人地区中都非常常见。番茄的“番”这个字源自其外来之义，同番石榴、番麦等，亦作草字头的“蕃”，换言之番茄的意思就是“外来的茄子”，西红柿的意思则是“西方来的红色柿子”，但这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分类。值得注意的是，西红柿并非柿子（学名：Diospyros kaki Thunb.）。同样情况出现在中文的“土豆”及“地瓜”身上。 |
| “番茄”是随着五口通商（1842）而新生的叫法，属于晚清植物学家在接触西学后的知识创造，主要通行于广大的南方地区。“西红柿”则是同时期产生于京畿地区的新词，湘赣闽地区晚近引种西红柿后也接受了这种说法。“洋柿(子)”是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从俄罗斯引种西红柿时兴起的叫法，在北方地区颇成势力，亦有种种变异。 |
| 汉语方言中，番茄叫法众多。《汉语方言地图集》(LACD) 词汇卷022图“西红柿”描写了930个汉语方言点的番茄词形及其地理分布，并把930个汉语方言点西红柿的说法归为5大类65小类（后重分为7大类58小类）。例如：在天津，番茄被称作“火柿子”。在中国澳门，过去人们会将番茄称作“大孖地”，来源于葡语“tomate”。少数中国台湾北部人将番茄称作“臭柿仔”。此外，闽台地区的“柑仔得”、“柑仔蜜”也颇值得注意，它们是菲律宾他加禄语“kamatis”的音译及流变。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蔬菜名称1(GB 8854-1988)》所列标准名和地方名的对照为：番茄——西红柿、洋柿子、毛椒角、柿子。显然地方名只是举例性的，其中“西红柿”不应仅仅作为地方名来看待，它也是共同语里的词汇。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番茄”、“西红柿”两个说法都收，并没有共同语和方言的不同。两者的差别其实是：“番茄”为中文学名（标准名称），“西红柿”是通称（俗称）。当然在广大的南方地区，“番茄”也是日常口语。 |
